18世纪欧洲绘画中国风
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形成，与戏剧家在舞台上展现想象中的中国题材一样，画家们也用画笔在画布上描绘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见到偶尔访欧中国人的机率虽然很少，但中国瓷绘上琳琅满目的中国建筑、园林、家具、人物及其服饰、装扮、举止形象，成为催生欧洲绘画轻快浮华的洛可可（Rococo）风格的条件之一。我们从17世纪后欧洲画家的静物画里已经看到许多中国瓷器的身影，折射了其在欧洲生活里的普及度与重要性。例如法国画家里纳德（Jacques Linard，1597—1645）把中国瓷器画入《中国花瓷碗》（Chinese Bowl with Flowers，1640）、《五种感官》（The Five Senses，1638）等作品里，法国画家德波尔特（François Desportes，1661—1743）、荷兰画家范斯特雷克（Juriaan van Streek，1632—1687）、卡尔夫（Willem Kalf，1619—1693）的画作里也常有中国青花瓷器作为点缀，这些瓷器上会模仿实物画出中国人物，有时还画出汉字字型。〔5〕瓷器上的中国人形象及其服饰引起18世纪欧洲画家的悬想，法国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布歇（Françoise Boucher，1703—1770）、比勒芒（Jean-Baptiste Piliment，1728—1808）等人都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充分的想象与补充，从而形成其绘画的中国风。华托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艺术最重要的画家。他年轻时在巴黎曾随剧院舞台布景画家基洛（Claude Gillot，1673—1722）当学生和助手，对戏剧发生浓厚兴趣，后来画有《小丑》（1718）、《意大利喜剧演员》（1720）等著名作品，其油画经常吸收舞台场面的构图方式。受中国风影响，华托画有著名的中国人物系列，其人物体态、服饰都处理得纤巧飘逸、仙气十足。布歇曾被路易十五授予“国王的第一画家”称号，他根据瓷器绘画并融合自己的想象，用洛可可画风描绘中国宫廷和民间的生活场景，在1742年的巴黎沙龙展上展出了八幅中国题材作品：《宴席》《舞蹈》《庙会》《渔情》《捕猎》《花园》《召见》《婚礼》，人物形态华丽闲适、雅致优美，画面透示出强烈的异域风格和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引起轰动，后法国皇家博韦工厂将其制成壁毯。比勒芒擅长中国风装饰画，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版了《各式中国版画汇编》〔6〕，模仿散点透视的构图和中式水墨画的表现手法，都使其画作带有强烈的东方韵味。〔7〕但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图像和笔下绘出的中国风味却仍然是欧式的，与真实的中国形象风马牛不相及。
[法] 布歇 召见 布面油彩 404×640厘米 1742
17、18世纪西方画家图绘中国
与欧洲“中国风”画家凭借想象图绘中国不同，17、18世纪已经有少数到达印度和中国的欧洲人留下了真实的写生图画，例如17世纪前叶英国船员蒙迪（Peter Mundy）的旅行日记以速写插图的形式绘出了他的亚洲印象。〔8〕在华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文字里也偶尔添加有中国插图。逐渐欧洲访华的使团和自由旅行者开始增多，其中的画家有机会对中国的自然山川建筑人事物产劳作及动植物方方面面进行认真的写真图绘，带回众多的绘画中国作品。它们的出版向西方提供了真实基础上的中国形象，受到广泛欢迎。
最早的绘画中国作品见荷兰纽霍夫（Johann Nieuhoff，1618—1672）《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访华纪实》（Het Gezantschap der Nee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 Tartarischen cham，1665）一书，里面有铜版画速写插图150幅。其时还没有照相术，担任管事的纽霍夫是东印度公司专门为使团配备的素描画家，对一路的所见所闻创作了许多速写写生，真实记录了当时的中国现状，包括山川地理民情风俗等。使团虽然无功而返，绘画却使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系统视觉形象，其中的南京报恩寺塔以及不下一二十座塔的绘图成为欧洲人热衷建造中国塔的摹本。
德国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于1667年出版了拉丁文本《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有铜版画插图50幅。基歇尔是17世纪欧洲著名学者，一生兴趣广泛，在物理学、天文学、机械学、哲学、历史学、音乐学、东方学上都有建树，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他从未到过中国，但对中国文化有着极浓的兴趣，通过与在华耶稣会士的书信联系获取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接触到众多来自中国的材料。1560年前后，基歇尔还曾与永历朝廷派往罗马教廷求救的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 Michael Pierre Boym，1612—1659）和南明官员陈安德有过直接接触，并要求他们把1625年在西安附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译为拉丁文，收录在《中国图说》里。此书的文字资料主要参考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卫匡国（Martino Matini，1614—1661）、白乃心（ Johann Grueber，1623—1680）、卜弥格等耶稣会士的中国论述，辅以自己的见解。图片资料主要取材于传教士带回的中国画、木版画和纽霍夫插图，一些加上了基歇尔对于中国宗教信仰的理解、想象和加工，马可·波罗中国旅行路线图是基歇尔深入研究后亲自手绘。《中国图说》是 17世纪欧洲介绍中国最具影响的图册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读者认识中国的必读物。
1662年至166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继续派使团出访中国，仍未达目的，但两次随团医生达帕尔（Olfert Dapper，1635—1689）于1670年出版《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Gedenkb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一书，附有95幅铜版画，丰富了第一次出访所获内容。1668年蒙塔纳斯（Arnoldus Montanus）根据荷兰人三次出使记编译了《中国图集，从联合省东印度公司到中国》（Atlas Chinensis: Being a Second Part of a relation of Remarkable Passages in two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viceroy singlamong and general Taisnglipovi, and to Konchi, emperor of China and East-Tartar）一书在伦敦出版，内有插图144幅，许多取自前书。
三十年后的1697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巴黎出版《中国现状记：满汉服装图册》（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t en figure）一书，内有手工上色铜版画43幅，系法国皇家版画师吉法特（Pierre Giffart，1853—1922）据白晋图画绘制。白晋是1687年7月23日由法王路易十四选派入华的6名耶稣会士之一，被康熙皇帝留在宫廷里供职，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1693年7月4日白晋和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康熙任命白晋为特使，携带赠送路易十四的绘画、屏风及珍贵书籍49册，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于1697年5月抵达巴黎，同年出版《满汉服装图册》。与前述图绘不同的是，此书以单个人物全身肖像画形式彩绘了从皇帝到后妃、从满族将军到汉族大臣、从王公贵族到儒道僧侣的各种人物形象46幅（部分图像被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采用），由法国铜版画家吉法尔（Pierre E. Giffart，1638—1723）根据白晋粉本绘刻而成。逼真写实的画面形象使得欧洲人可以逼近审视中国人的衣装穿戴、动作举止，为18世纪中国剧热里塑造中国人物形象提供了想象基础。
[法] 白晋 《满汉服装图册》插图 1697
另外随着欧洲人对中国建筑、园林、家具兴趣的增长，18世纪中叶欧洲集中出现了一批这类图绘书籍，例如英国哈夫彭尼父子（William and John Halfpenny）的《中国庙宇、牌坊、花园坐凳、栏杆等的新设计》（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 Triumphal Arches, Garden Seats, Pallings, etc. 1750）、《中国园林建筑》（Rural architecture in the Chinese taste, 1752），苏格兰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中国人的房屋、家具、服装、机器与器皿之设计》（Dessins des édifices meubles, habits, machines, et ustenciles des Chinois, 1757）、奥韦尔（Charles Over）的《哥特式、中国式和现代派中的装饰建筑》（Ornam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Gothic, Chinese, and Modern Taste, 1758）等，推动了欧洲的中国风设计。
以上是欧洲早期得到的中国图像，稀有而珍贵。到了19世纪以后，这种图像已经蜂拥进欧洲，笔者初步统计一下有关出版物图册，就得到四五十种的概念，当然其中只有一部分图像为原创，许多是互相复制加工而成。
19世纪广州外销画与西方绘画的相互为用
中国图像流向欧洲一方面得益于欧洲铜版画印刷技术的成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广州十三行画匠生产了众多的外销画（export painting）。15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发明的铜版画此时已经普及，图册绘制风行一时，上述图册都是铜版画印刷的成果。铜版画成为对社会影像进行记录、再现与传播的主要工具，万里之外的异国景致、异域他乡的生活图景得以借其翅膀栩栩如生地飞向欧洲。欧洲对于中国图像的强烈需求，又刺激起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外销画市场的兴隆。许多欧洲画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画，例如著名的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在澳门待了27年，留下大量中国画作，并教授了林官等中国外销画家西画技法〔9〕，其他还有英国画家丹尼尔（Thomas Daniell，1749—1840）、韦伯（John Webber，1750—1793）等。此时帝国的丧钟尚未敲响，牧歌的回声仍在飘荡，西方画家笔下的中国仍然静谧而温馨。又有众多的中国画匠聚集在五口通商之前大清帝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在珠江口外的十三行同文街上设立作坊为外销而画画。根据1835年的《中国丛报》记载，有30家外销画店坐落于众多洋行之间。外销画多为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等，系流水线作业的批量复制产品〔10〕，其口味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技法吸收了焦点透视原理和光影画法，内容主要为风景民俗写生（包括戏曲场面画），销售对象则是来华的大量外国商人和游客。在这些外销画上用西文留下笔名的画匠都以“qua”（官）为称，例如Lam qua（林官）、Pu Qua（蒲官）、Sun qua（顺官）、You qua（煜官）、Ting qua（廷官）等〔11〕，其绘画已经透示出明显的西画影响，虽然仍保留中国画的线条勾勒和白描手法，但融入了透视、明暗、投影技法，风格走向写实，成为西画东渐之初的稿本。广东外销画批量流向西方，为西方绘画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1800年英军第102团上校梅森（George Henry Mason）在伦敦出版了英法文合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 Illustrated by sixty engravings: with explana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一书，内有60幅彩绘图像，描绘清代社会五行八作人物的服饰和举止。次年梅森又在同一出版社按相同版式出版《中国酷刑》（The punishments of China），收22幅彩绘两广部堂刑法图像。图皆由英国工匠戴德利（Dadley）制版印刷并手工上色。每幅图像的署名都是“Pu Qua”，因而是广州画匠蒲官的作品。蒲官的创作开始于18世纪中期，据说他曾于1769年至1771年在英国逗留。或许因为这一名字在西方甚盛，后来的广州画匠也借用其名，这个署名就一直用到了19世纪末。两书图画是梅森在广州服役期间搜购而得的蒲官作品的合集，梅森自称收集这些画作10年，最初只为收藏，后来经不住朋友怂恿而出版。从图版同时用英文和法文介绍看，颇有扩大读者覆盖面而提升牟利空间的意图。但这两部书将白晋关注上层的视角下移，来到了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之中，因而影响独具，后来的西人中国画册多走这一条路。
19世纪西方画家图绘中国
1805年英国画家亚历山大出版另一部《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 illustrated in forty-eight coloured engravings, with deions），内有用腐蚀凹版印刷的水彩画48幅，又九年后他的《中国衣冠风俗图解》（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出版，有同样画作50幅。与梅森画源来自中国外销画不同，亚历山大的画源是真正的中国实地写生。曾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过七年绘画的亚历山大，在傲慢的马戛尔尼勋爵1792年出使中国时担任随团绘图员，经行了天津、北京、承德、杭州、广州、澳门等地，沿途写生创作了大量的速写画和水彩画，返英后整理加工出几千张作品，陆续出版。他还为使团副使斯当东《英国使团访问中国纪实》、事务总管巴罗《中国行纪》等书制作了插图。亚历山大后来担任大马洛军事学院的美术教授，一生以中国写生为基础创作了绘画三千余幅，展现了外强内荏的康乾盛世的浮华与弊端。亚历山大大规模图画中国的影响深入西方画坛，其作品经常被人辗转使用，例如1825年法国人马尔皮耶尔（D. B. de malpiere）在巴黎出版的《中国的风俗、服饰、工艺、古迹与风景》（La Chine: mœurs, usages, costumes, arts et métiers, peines civiles et militai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monuments et paysages）一书，收入175幅西方画家的中国图绘，其中许多是亚历山大的作品。
[英] 亚历山大 《中国服饰》插图 1805
比亚历山大《中国服饰》晚五年的1811年，法国人布列东（Joseph Breton，1777—1852）在巴黎出版《中国服饰与艺术》（La Chine en miniature: ou choix de costumes, arts et métiers de cet empire）一书。布列东是法国国会的会议速记员，参与创办了《司法报》《分庭速记员》《箴言报》等，翻译出版诸多著作。他辗转得到贝丁神父（Henri Bertin，1719—1792）生前搜集的众多中国图画资料，整理出版为此书。贝丁1762年至1780年担任法国国务秘书，并负责北京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工作。他曾资助北京青年教徒孔某、杨某赴法留学，并资助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1723—1792）和钱德明两位神父远赴中国。贝丁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中国农业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委托旅行者和传教士大力搜集有关资料。他家中设有中国室，专门陈列中国珍宝和标本。他曾让孔、杨二人带到法国400幅艺术品及工艺品的图画，也曾一次得到31个中国泥人和纸人，这些资料为布列东所得。《中国服饰与艺术》1811年初版4卷收图79幅，1812年又增补两卷增图29幅共108幅图，内容范围涵盖了祭典、服饰、武器、军队、车船、器物、玩具、日常用品等。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好友、画家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1877）1838年到1839年间游历中国，用西方风俗画的手法描绘中国风景，绘制了大量速写、水彩画和油画，回到巴黎后在沙龙展出引起轰动。他发现了这个国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不同，把自己的观察思考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下来，1842年出版了当时唯一一部用法语写作的中国插画游记——《中国与中国人》。书中收录了32幅水彩中国风景速写，由版画家欧仁·西塞里（Eugène Cicéri）制版。博尔热经常在中国的树荫下作画，沉浸于眼前的风景与气息，这使其作品风格细腻、画面恬静、意境深邃、富有美感，观之令人陶醉。〔12〕他还为法国作家老尼克（Paul-émile Daurand-Forgues，1813—1883）《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1845）一书绘制了211幅插图。
[法] 博尔热 《中国与中国人》插图 1842
鸦片战争结束，英国朝野都关注自己战胜的这个古老帝国对手，伦敦的费舍尔出版公司（Fisher, Son, & Co.）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个中国选题，请作家、历史学家赖特（G. N. Wright, 1790—1877）和建筑家、画家阿洛姆（Thomas Allom, 1804—1872）合作一本中华帝国画册，在“公众对出版者寄予厚望”〔13〕的氛围中，于1843年出版了《大清帝国的风景、建筑与风俗》（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e Ancient Empire）〔14〕一书。此书由赖特撰写文字、阿洛姆为之绘制插图128幅。赖特是爱尔兰圣公会牧师，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前期出版了一些地貌学著作，如《莱茵河、意大利和希腊》（The Rhine, Italy, and Greece）等。阿洛姆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师，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更为世人所知的身份是著名插图画家，擅长水彩画和地貌画，曾为一系列书籍插图，影响深远。〔15〕赖特和阿洛姆都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们已经读到诸多耶稣会士、旅行家尤其是马戛尔尼使团众人的诸多中国记述，见到了纽霍夫、亚历山大、博尔热以及英国海军画师司达特（R. N. Stoddart）等人的众多中国图绘。〔16〕赖特认真研究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民俗方方面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写出他的中国介绍。阿洛姆搜集了众多前人素描画稿做参考，加以丰富想象与缜密思考，再创作出了书中的绘画作品，从万里长城到大运河、从雄峙山关到小桥流水、从紫禁城到圆明园、从贵族家居到民间生活、从祭祖拜月到抽烟捕鱼，世间民情、人生百态，林林总总、琳琅满目。人间秘境的遐想充斥画稿，康乾盛世的余晖还在飘荡。虽然有些地方不免画错，但作品的总体格调气势恢宏，绘画效果极为细腻因而生动迷人。铜板绘刻由不同的雕工完成，工艺精湛而完美。图册出版后产生极大影响，成为欧洲最为流行的绘图本中国教科书。
[英] 阿洛姆 《大清帝国的风景、建筑与风俗》插图 1843
事实上还有更多西方画家绘画中国的作品。这些形象作为西方人打开了贴近审视中国的窗户，使其中国想象有了具象物的附丽，逐渐落在了真实的土地上。这些作品既展现了中国瑰奇美丽的自然山川、底蕴丰厚的人文景观、辛苦劳作的芸芸众生、熙熙攘攘的生活百态，也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耽于安逸和鼠目寸光、社会上层的浮华奢靡与强征豪夺，折射出这一古老帝国的衰颓与寿终之势。（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ZD283）
注释：
〔1〕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tome I, p.255, 转引自d’haussonville, La Duchesse de Bourgogne, 1901, tome II, p.12及H. Belevitch-Stankevitch, p.171.
〔2〕[清]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62、539、113页。
〔3〕[清]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2页。
〔4〕同上，第129、133页。
〔5〕参见丹尼尔先生《中国风，流行了几个世纪之后，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http://www.shejipi.com/367509.html，发布日期2020.5.7，引用日期2020.5.24；前线，中国风，才是世界美学巅峰! 搜狐，https://www.sohu.com/a/307209984_166982，发布日期2019.4.10，引用日期2020.5.24。
〔6〕Jean Pillement (1728-1808). Recueil de différents panneaux chinois, inventé et dessiné par Jean Pillement, Paris, Leviez, 1759-1773. 这部作品内容包括《中国风景与图案》《中国人形象代表的一年十二月》。
〔7〕此节参见丹尼尔先生《中国风，流行了几个世纪之后，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http://www.shejipi.com/367509.html，发布日期2020.5.7, 引用日期2020.5.24；前线，中国风，才是世界美学巅峰! 搜狐，https://www.sohu.com/a/307209984_166982，发布日期2019.4.10，引用日期2020.5.24；张朴好时光，Chinoiserie：西人心中的中国风已风靡了几个世纪，搜狐，https://www.sohu.com/a/216749340_556727，发布日期2018.1.15，引用日期2020.5.24.
〔8〕《彼得·蒙迪欧亚游记——1608-1667》（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第二卷《亚洲游记》（Travels in Asia, 1628—163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有29幅速写图。
〔9〕据李士风《晚清华洋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林官”名“林华”。
〔10〕参见徐堃《试论外销画生产——有限的产业化》，《中国书画》2008年第5期。
〔11〕一直以来，中国美术界出版物里都把“qua”音译作“呱”，例如“林官”写作“林呱”，这是对外译粤语“qua”字的误解。“qua”即“官”，系俗世尊称。通常称人，取其姓或名字里的一个字加官字，称作“某官”，其用法略如“某先生”。例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十三行里为西方人所熟知的重要行商有浩官（Howqua）、茂官（Mowqua）、潘启官（Puankhequa）和章官（Chungqua），他们是由广州官府挑选的承包洋商贸易的中国商人，他们承担保证洋商行为合乎法规的责任。十三行里一家洋行19世纪20年代就以章官命名，称“章官行”（Chungqua hong），到了30年代又改以明官命名，称“明官行”（Minggua hong）。参见 [美] 孔佩特著，于毅颖译《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8页（但于毅颖在正确译出中国行商浩官、茂官等人之后，遇到画家时却又回到美术界做法，仍然译作“呱”，例如“林呱”“庭呱”。同样为“qua”的音译，一译作“官”，一译作“呱”，造成了矛盾）。曾积极参与林则徐虎门禁烟的清朝官员李致祥的曾孙李士风（Dominic Shi Fong Lee，美籍），1839年依据家传资料写有英文“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一书，后自己译为中文《晚清华洋录》，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里面即把广州十三行里的画家某“qua”写作某“官”，如“兰官”“定官”。李士风是对的。即使是清人为分尊卑看人下菜把“qua”分别译作“官”和“呱”，我们今天也不能够继续低看民间画师而继续称之为“呱”。
〔12〕参见 [法] 博尔热著《奥古斯特·博尔热的广州散记》，钱林森、刘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13〕赖特序，G. N.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e Ancient Empire，Drawn, from original and authentic sketches, by Thomas Allom, ESQ. with historical and deive by the Rey. G. N. Wright. M. A.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3, p 3.
〔14〕G. N.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3. 有中译本《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15〕参见陈璐《托马斯·阿罗姆绘画中的大清图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2期。
〔16〕参见 [英] 托马斯·阿罗姆《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李天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廖琳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跨文化研究博士
廖奔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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